在上一篇文章中,解释了老路径的国内GDP是如何产生——
也引用了社科院的论文,来说明在2018年,中国房地产行业持续脱离人口基本面的扩张,已经严重挤出了其他实体(造成低于人口基本面下降速度的萎缩),两者相抵之后,综合来看,已是负作用。
在此期间,舆论中渐有了“房地产一鲸落、万物则生”的说法。
但经过了过去3年中房的量价齐缩“实验”,人们似乎并没有看到期待中的“万物生”出现,这是为什么呢?
我们先看第一张图,居民房贷支出/可支配收入的比重——
截至上半年,该比例已经上升到历史高位17.5%。而2020年底,这个数字只有14%。
考虑到这个期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——
可想而知,对于部分中、低收入者来说,偿债压力是巨大的,并且不断从底层往上浸泡,被淹的规模越来越多。
换句话说,虽然房地产的鲸落了,但并没有使得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间明显放大(现金流)。这里面既有收入端增速下降的原因,也有债务端金融机构没有及时调整利率的原因,更是房地产模式的本质——透支未来效应的延迟体现。(药不能停)
如果你再仔细思考,透过房地产的现象,看到土地财政的本质,那么就可以想到这一层——虽然土地财政的威力减弱了,但它只是财政工具,它背后的核心——财政分配方向,并没有改变。
所以在收入端,财政没有更有力的操作“转移收入”来逆居民部门的周期,在债务端,金融机构的让利空间大部分给了地方化债(肉眼可见地方债务成本大幅下行)。
所以即使监管层对房贷利率操作一定幅度的降低,必须伴以让存款利率也降低的“同步”——因为银行净息差已经低于正常值。
而存款利率同样也是居民部门的收入(经济观察报文章显示不久前3%+的理财利率已落至1.5%左右)。
所谓的货币政策-降息,背后蕴含着对存款者征税的设计,自然抵消了它应有的效果,这也是之前托市效果不佳的原因。
至此,回答标题的一个重要线索是——最大的鲸藏在房地产的背后,它只是工具箱的其一工具钝化了而已。
同样的情况,也出现在企业部门身上。
从财政数据这一面看,是非税收入的异常增长——
从企业利润来看,是经营承压螺旋——
再结合近几年论文/研报的实地调查,发现过去几年的减税并未对中小微企业产生实际的减负效果(因为强化了征管和其他支出)。
这同样告诉我们,如果不搬走财政收支中的几块巨石(这才是鲸),就无法在“经济去房地产化”的转型中,使得其他万物获得滋养。
A股需要的是滋养的环境(健康的现金流和向上的业绩利润),而不能寄望于持续的政策预期(只能短期)。
支出-低效部分要瘦身,有效部分要强化不能紧缩;
收入-部分主体要增负,弱势主体要减负不能强加。
最终在数据上,呈现的是两头向中间靠拢,随着中间群体的壮大,一个强有力的循环体系被激活——它已经被封印了太久。
战略既定,战术就可以有的放矢,就不会呈现过去几年政策互相牵绊的局面。
希望看到有一天——经济的目的(服务对象)不再以财政里的鲸鱼为先,这个时候,财政也不再需要经济以它为先,自然充盈。
只是要破除多人囚徒困境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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